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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青铜器的一生怀念陈佩芬

2019-03-06 18:18:40

痴迷青铜器的一生——怀念陈佩芬

今年1月《中国文物报》上刊登了陈燮君馆长深切缅怀陈佩芬先生的文章,知道陈佩芬先生已于去年11月10日病逝于上海。因为陈佩芬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她的离去是十分令人悲痛和惋惜的。

与陈佩芬先生认识大约是1973年或1974年,当时我刚参加文博工作不久,抱着学习的目的参观当时还在延安东路河南路的上博老馆。看到了上博的青铜器陈列,觉得特别系统和条理,配制的青铜器纹饰也特别丰富和规范,对我这刚走进门的青年文物工作者来说特别有吸引力。这样我就联系相关人员认识了陈佩芬先生。陈先生得知我自小生活在上海,而当时在西安文物部门工作。我们一见如故,相互间感到很亲切。知道这青铜器陈列是由马承源和陈佩芬先生领导的团队所研究的成果时,更敬佩马承源和陈佩芬两位先生。临告别时我告诉他们,我工作的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工作收藏了一批刚出土不久的丰镐遗址发现的精美西周青铜器。这引起了马、陈两位先生的极大兴趣,以后我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随着 文革 的结束,国家对文物事业更加重视,对文物工作人员的培训教材编写由国家文物局布置安排下来,《中国青铜器》一书的编写也落实到马承源和陈佩芬两位先生的肩上。当时马先生是主编,陈佩芬先生与西安的吴镇烽先生和长沙的熊传薪先生是编写组成员。因为陕西是文物大省,青铜器文物特别丰富,所以编写组经常来西安研究书稿事宜,也常由西安到宝鸡、咸阳等地观摩研究相关青铜器。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在西安小雁塔内,友邻单位是解放军的一个招待所,食宿方便,还易借到车辆,便于开展工作,所以马承源、陈佩芬诸先生来时多是找我联系入住解放军招待所,他们有几次还借用我的台灯,用于晚间工作。有一次我陪同他们去扶风县博物馆参观时,陈佩芬被特许进入青铜器库房,竟一下子在库房中待了四、五个小时,到天黑要返回西安时才不舍地走出库房。

认识稍久,知道她为人直爽。她告诉我,她高中未毕业就到上海博物馆参加工作,为此专门请了专业老师,唯有这样才能适应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而在生活上只能简单了事,烧饭一类的事都不会做,大多推给了丈夫。有一次回上海,去了陈佩芬先生的家。在北京西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阁楼里,家具什么都极简朴。因为陈佩芬先生忙于工作,不善于家务,因此家务多由丈夫承担,甚至幼小的儿子在放学回家后也学会生煤球炉子,并将米饭提前烧好,以便由下班回家的父亲炒菜来完成一天的伙食。

在大约40年的交往中,陈佩芬先生无论是在普通岗位上工作时还是任副馆长时,都是整天忙碌于青铜器的研究。她多年与青铜器接触的经历,在青铜器鉴定和研究上有着深厚的积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我和她认识以后,不断有论文和着作问世。如长达数十万字的论文《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兽面纹觥》等。以后又出版《商周青铜器纹饰》《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辞典》等青铜器领域中极具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力作。可以说这些着作是她有限生命的转化和结晶。

我调回苏州工作后到上博的次数多了一些,和陈佩芬先生交往也多一些。知道陈佩芬先生退休后还每天坐班,直到马承源馆长去世后,她才改为不坐班偶尔去一下。她告诉我还有几本书需要写,这样她以后的多数时间均在瑞金南路的高楼上专心撰写关于青铜器的着作,我也不忍去打扰她。原拟2013年的下半年与陈佩芬先生见面的,谁知稍微耽搁一下,竟在今年初见到了关于她离世的噩耗。现在只有1991年9月7日她送给我的一本《中国青铜器》还在书架上,睹物思人,不胜悲怆。

陈佩芬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和好老师,更使中国文博界失去了一位努力奋斗终生和业绩卓越的专家,真是一件十分痛心和惋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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